在死亡需求大幅提高的現在，此問題越來越急迫，需要認真看待。 針對（1），你可能會質疑「如何判斷什麼是理性選擇」？ 在安樂死脈絡下，我們一般將「理性選擇」理解成「符合患者最佳利益」。 前提（5）背後的想法是：如果某人被許可追求X，則其他人依照他的意願協助他追求X也是被許可的。 莫鎮安醫生2025 舉例來說：如果張三被許可喫牛肉麵，那麼其他人當然可以協助他喫到牛肉麵，其他人可以幫他買，或者做給他喫。 類比：如果患者被許可自殺，那麼醫生當然可以協助設定器材，讓患者自己動手結束生命。
礙於篇幅，這邊就先不談論前提（2），讀者可以自行想想有沒有什麼反對它的理由，但我們可以簡單談談（1）。 莫鎮安醫生 在這個論證中，前提（4）、（7）與（8）是被推論出來的結果，它們能否在這個論證裡合理成立，則需仰賴於作為它們推論基礎的其他前提。 因此，以下我們可以不管（4）、（7）與（8），直接討論那些更基礎的前提。 病人已身體不舒服到頭昏、要嘔吐，一位左手手腕有刺青的護理師，還把病人當狗一樣大小聲，我欠妳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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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利論證仰賴了一些前提，這些前提可能會造成合理爭議，我在前面為那些爭議提供了一些初步的回應，但是那些回應遠遠不到可以證成前提的程度。 不論如何，託利的論證為安樂死的道德許可性提供了一個可能的出路。 託利的論述策略是從自殺的道德許可性出發，連結到醫生協助自殺的道德許可性，最後達到安樂死的道德許可性。 由於這篇文章的標題是「決定自己的死亡」，所以接下來的篇幅會將目標放在自願安樂死上。 現在，讓我們進入托利的論證，看看他如何證成：我們有時候可以決定自己的死亡。 首先，（1）與（2）是託利的預設，他認為（1）與（2）顯然是對的。
- 因此，就算自殺的道德許可性建立在自己與自己生命的緊密連結上，這樣的連結依然可以授權給代理人，就像是律師作為委託者的代理人，當律師的行為是在尊重委託者的前提下，律師就代表著委託者。
- 在這個論證中，前提（4）、（7）與（8）是被推論出來的結果，它們能否在這個論證裡合理成立，則需仰賴於作為它們推論基礎的其他前提。
- 基於兩者有很明顯的差異（前者不是殺人，後者是殺人），所以（6）不會對。
- 這樣的說法或許有其困難，因為這是主張「活著」的利益永遠大於零。
- 從數據上看起來，對荷蘭而言，安樂死與醫生協助自殺成為了一種常態死亡方式。
安樂死與醫生協助自殺這兩者的差別僅在於：「誰」執行最後一步。 在安樂死的案例中，死亡是由醫生親手帶來的結果；而在醫生協助自殺中，死亡是由患者自己動手，醫生扮演的角色僅在於提供必要的外在協助。 莫鎮安醫生 比方說，幫患者架設好自殺的器材，患者只需親手按下按鈕，即可無痛苦地結束自己生命。 莫鎮安醫生 然而，一個可能的質疑是：協助自殺不是殺人行為，因為動手的患者自己，而非醫生；但是安樂死是殺人行為，動手的是醫生，而非患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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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否認這種可能性的理由是：死亡意味著失去所有利益，而失去所有利益永遠不會符合任何人的最佳利益。 這樣的說法或許有其困難，因為這是主張「活著」的利益永遠大於零。 然而，對於處在痛苦處境下的人而言，「活著」的利益可能是負值，而他們需要透過死亡將這負值歸零。 在這意義上，若不可能讓活著的利益大於零，那麼，從負值歸零或許算是符合最佳利益。
- 一種否認這種可能性的理由是：死亡意味著失去所有利益，而失去所有利益永遠不會符合任何人的最佳利益。
- 是否在任何情況下，殺人都應該被視為是道德上不被許可的行為？
- 不論如何，託利的論證為安樂死的道德許可性提供了一個可能的出路。
- 託利的論述策略是從自殺的道德許可性出發，連結到醫生協助自殺的道德許可性，最後達到安樂死的道德許可性。
- 人沒有辦法決定自己的出生，然而，人是否可以（道德上被許可）決定自己的死亡？
- 自殺的道德許可性只需要建立在其他事實上，比方說：主體知情同意、自殺是理性選擇、自殺不違揹他人權利也不傷害社會利益。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這些區分麻煩又不必要，因為前提之間往往長得很相像，不過仔細看，就會發現它們在邏輯上都不同。 而在討論的後期，這樣的區分可以協助我們點出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根據統計，荷蘭在2016年有超過6000人透過安樂死與醫生協助自殺而死亡，佔了他們全年總死亡人口的4%；而同年受到外傷與中毒而死亡的人數，也不過7700人。 從數據上看起來，對荷蘭而言，安樂死與醫生協助自殺成為了一種常態死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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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6）背後的想法是：如果其他人被許可協助張三追求X，則其他人也被許可協助張三達成X。 莫鎮安醫生 莫鎮安醫生2025 舉例來說：如果其他人可以協助張三喫到牛肉麵，則他們也可以成為張三的手，把牛肉麵放進張三口中讓他喫。 類比：如果醫生可以協助設定器材，讓患者自己動手結束生命，那麼醫生當然也可以直接動手結束患者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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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自殺的道德許可性需要建立在特定的角色關係中（自己做為自己生命的擁有者），但是我們可以同意醫療代理人也滿足這樣的角色關係。 因此，就算自殺的道德許可性建立在自己與自己生命的緊密連結上，這樣的連結依然可以授權給代理人，就像是律師作為委託者的代理人，當律師的行為是在尊重委託者的前提下，律師就代表著委託者。 我們可以設想，在救小孩的案例中，如果其他人是那一個小孩的保母，則他選擇救那一個小孩或許是道德上被許可的，因為在當下保母可以被視為是父親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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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想法建立在「殺人行為總是道德上不被許可的」這樣一個原則上，然而，這個原則是對的嗎？ 是否在任何情況下，殺人都應該被視為是道德上不被許可的行為？ 這個問題是道德哲學中的大哉問，我沒有能力在這篇文章裡回答這個問題，基於這篇文章夠長了，讓我們先覆蓋此問題結束這回合吧。 首先，自殺的道德許可性不需要建立在特定的角色關係中，因為這邊並不包含其他角色。 莫鎮安醫生2025 自殺的道德許可性只需要建立在其他事實上，比方說：主體知情同意、自殺是理性選擇、自殺不違揹他人權利也不傷害社會利益。 在這種情況下，自殺比較像牛肉麵的案例，而不是救小孩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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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兩者有很明顯的差異（前者不是殺人，後者是殺人），所以（6）不會對。 不久前，資深體育主播傅達仁前往瑞士申請醫生協助自殺。 人沒有辦法決定自己的出生，然而，人是否可以（道德上被許可）決定自己的死亡？ 更精確說，我們是否可以（道德上被許可）決定自己於何時、何地，採取怎樣的方式死亡？ 前提（3）在直覺上似乎可以接受，如果某行為是理性選擇，又滿足（a）與（b），我們好像找不到道德理由禁止此行為。 如果我們找不到道德理由禁止某行為，則此行為是道德上被許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