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之，直譯的工夫反而更需要細緻的越界-創造性，因為，在結構差異性極高的語文系統之間運作，這表示，直譯異樣句法的實踐必然要去擴展目標語文的既定疆界。 或者用法國哲學家德勒茲的話來說，把語文推向一個非句法、非文法的極限，迫使它去和它自身的「外在」進行溝通。 也就是說，正是在追求「文法」的過程當中，中文被推向了一個「非文法」的語境。 但同時，也因此進入了德國哲學家班雅明所說的，一個「更確切的語文領域」(a “more definitive linguistic realm”)。 對於中國鉅觀的現代性計劃來說，語文的創造與轉化確實是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很遺憾的是，當語文與書寫的問題被「提高」到所謂「文化」或「文明」的全稱化層次時，語文改造與轉化的細緻運作及其跨越既定文化疆界的分子化運動，也就往往被視而不見，或化約到二元對立的論述死胡同。
- 唯有在這樣的脈絡中，他們直譯歐文句法的實踐才取得一種論述上的合理性。
- 人類雖有辦法降服與控制所有非人世界中的物種，唯獨病原體總會伺機加倍反撲。
- 這在我們的政治生活裡面當然已經變成越來越重要的一部分，而且確實有其意義。
- 我們的現實是能動的（agential），但同時也承載著複數時序性的歷史重量。
- 現代的生產似乎就是一場賽伯格殖民工作的夢，和這個夢比起來，泰勒主義的惡夢實在太悠哉。
- 而毋寧說，由於困陷於論述的二元對立架構，致使越界-創造的意圖本身無法認知到自身的分子化動態。
- 因此，透過深入檢視魯迅等人翻譯論述的理論與實踐意義，本文所做的嘗試，可以說是一個更大計劃當中的核心部份，因為，我相信，在整個中國現代化的有意識文化建設中，中文的改造（「現代化」╱「西化」）具有關鍵的地位。
故人類對地球的拓殖，尤其是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以及隨之而來的資本主義全球流動，致使疫情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黑死病讓西方人初嚐全球連結的滋味，但當時的流行仍局限於特定地區，而在當今的全球化局面下，人類面對疫病，可謂已無所逃於天地。 張君玫 在這些透過恰當的信任關係所建立起來的安全親密空間內，即使有時候看起來是把自己的軟肋交在另一方手裡的人處在一種更危險或更劣勢的處境之中，但由於信任關係的保護，他們雙方都自由，沒有誰受到誰的挾制。 這樣的關係除了在專業場合中，以及在日常生活裡與形形色色的陌生人互動的過程中，會帶給我們更多自由之外，其實在更親密與私人的領域中更是如此。
張君玫: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對他來說，和世界上其他語文一樣，中文是一個合情合法合理，一個約定俗成的書寫媒介。 因此，在這場關於「意譯」與「直譯」的論爭中，缺乏定義上的交集。 真正的問題還是要歸結到對於「中文」做為一個書寫系統的整體評價，而非那一種翻譯方式比較理想，或那一種翻譯更能掌握原著的精髓。 說到文化論述的策略問題，我們當然不能漠視西方主義與東方主義之間的不均衡狀態。
波娃一生中沒有生育，這是出於她自主的選擇，也可以說是她致力於自身個體性發展的存在主義計畫。 張君玫 張君玫 關於波娃對於母職的看法，在女性主義理論中有很多討論，有人認為她複製了男性文化的厭女症狀，也有人認為她的觀點其實更複雜迂迴的。 波娃認為，任何個體，無論她的性別樣貌與構成是如何，都不應該迫於權威而放棄自我的發展。
張君玫: 女性主義
在我自身的個體性發展以及存在主義計畫的實現中，孩子是和我一起共生演化的同伴，在我教導她的同時，她也教會了我從未學會的。 史密斯（Dorothy 張君玫 Smith）在1970年代就已指出，社會學作為一個學科，如同其他大部分學科，都是在主流的男性文化中形塑與發展，女人被排除在「意識形態、知識和文化的創作」之外。 社會學到知識生產過程中，依然存在著許多性別、種族、階級和文化偏見。 從這樣的反省中，史密斯先後提出了從日常生活出發的女性主義社會學（feminist sociology），以及探索常民生活世界的「建制民族誌」（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什麼是正當或有資格被研究的對象，怎樣算是值得肯認的知識，哪些知識會被書寫並流傳，都涉及到人群分界的政治過程。 這些人後來被稱為「古典社會學家」，他們之間當然有著各種分歧的意見。
- 這意味著人類必須對人與非人世界的關係進行終極性的省思，而不是補破網式的修葺。
- 這樣的存在往往會激起人們的焦慮，希望能夠去排除它，或是去定義它。
- 煙草粉蝨在數百萬年前經由特定病毒而取得中和植物毒素的基因，造就其生存的優勢。
- 現代的戰爭是一場賽伯格狂歡，以C3I進行編碼，亦即「指揮-控制-溝通-智慧」(command-control-communication-intelligence)，1984年一項花費美國840億美金國防預算的計劃。
- 政府因應政策／社會發展需求，針對特定產業別或人口族群提供補助專案，此類補助可依性質分為「貸款補助」及「資金補助」。
- 在此我們看到，魯迅所強調的是如何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
我發信抗議後，三位教授也沒有宣布所務會議的錯誤，設法彌補我的損失。 張君玫2025 不 幸的是，慈濟大學校方竟然於2006年5月至今在學校選課網路上謊稱游謙教授所有開設的課程「修課人數已達上限，不可再選」（參見附件四），害學生無法修 習小弟開設的課程，損害學生及本人的權益。 小弟於2006年6月14日向本院教師評議會（萬育維教授為主席）提出異議，院評會置之不理，小弟又於2006 年6月20日向本校教師評議會（王本榮校長為主席）提出異議，校評會同樣置之不理。
張君玫: 後殖民的人類世
也許她沒有清楚地陳列出的「對稱原則」，但是卻有著更具體的社會關懷與性別政治：那是女性主義的科技與社會研究。 同時，如果我們仔細去思考「賽伯格」的那種「去主體、去認同」、但又同時強調其「行動與連結」意義，我越來越感到她其實提出了一個幾乎與拉圖（Latour）同時的、早期的「行動者網路」（ANT）的女性主義理論。 在這一點上，哈洛威於本書中已經熟悉一些拉圖的觀點，還有哈洛威與拉圖後來彼此常常互相引用，可以作為確認。 這特別可見於張君玫在第三章中對「殖」此字或現象上的差別、繞射（diffraction）視角。 在生物界，殖的含意可以是指移生或棲生，不少也會產生互利共生關係，如同人類腸道中的菌叢，甚至是寄生也在生態系統中具有一定功能與普遍性。
張君玫: 讀文科真的一無是處？「科學至上」時代談人文發展的可能
我們正在或想要重構的不再是秩序，而是秩序和混亂之間的界線。 生態糾纏（ecological entanglement）的事實並沒有解開人類對於純粹的迷戀。 這樣的意向「補充」或「互補」，當然是建立在一種「普遍語文/書寫」(a universal language/ script)的理想。 根據這樣的理想，每一個語文都是不完整的，未完成的，必須在互相翻譯的過程中邁向完成的。 更重要的是，每一個語文的「意義」也是不完整的，尚在成形中的。 所謂的直譯，並不表示不需要經過跨越、轉化、詮釋與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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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不僅表現在符象和語言的層次上，同時也流淌著逃脫符象化的欲求與渴望。 要掌握文化內在欲望的韻律，除了更扎實的理論探討和意識深耕之外，也必須願意花功夫去檢視中文論述場域以及台灣本土論述場域中的重要線索。 在相關報導中，讀者會看到諸如「基因賊」或「竊取」等詞彙。 但所有巧妙的竊取都有其技藝，在這個例子，以及較常見的微生物水平基因轉移，精煉此一技藝的往往不是特定基因的來源和接收體，而是橫跨其中的病毒。 這是一則漫長的共同演化敘事，也是關於界線的拉扯和協商。
張君玫: 【搜尋「張君玫」的人，同時也搜尋……】後殖民的人類世
換言之，「理性」和「話語」是分不開的，logos與phoné在「內在性」的概念中交織著，而「書寫」永遠是次級的，外在的，補充的，意象的。 如果說「話語」是「理性」的「再現」，是事理的「符號」，「書寫」就是「再現的再現」，「符號的符號」。 這種邏各斯語音中心主義，以及語文「再現」論，都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希臘哲學，及其以降的神學傳統。 必須注意的是，在這種脈絡下的「話語」和「書寫」等概念，都絕對不是文化中性的，而已經承載了西方哲學的文化特定性。 這一點對於本文以下的討論來說是不容忽略的，因為，在中國語文現代性的建構中，這類關鍵概念的翻譯，時而突顯出其文化特定性，卻也往往在普遍主義的文化策略中丟失了這樣的特定性。
張君玫: 後殖民的人類世的书评 · · · · · ·
小弟不得已，只好在2006年12月20日向教育部陳情（參見附件 五）。 沒想到慈濟大學在2007年1月22日回覆教育部時竟說，「此類作業層次事務與校長無關」，小弟涉及「毀人名譽」，而且答 非所問的說「仍依法發給薪資」（同附件一）。 游謙因為發現學生論文捉刀，被二位學生聯手向校方誣告我多項罪名。 「教學不力」部分幸得教育部2006年9月7日與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2006年9月11日主持公道，還我清白（參見附件二、附件三）。 「性騷擾」一案，因校方涉及多項重大瑕疵，目前仍在教育部審理中。
張君玫: 中文書
這種樂觀積極的拿來主義，其實在態度上非常符合當代後殖民理論中所強調的「文化挪用」概念，只是未曾在論述上著墨闡述。 從中文改革的多面向努力與論述來看，這種「知識域暴力」始終環繞著一種特殊的、後殖民版本的語音中心主義，亦即，環繞著一個中心題旨：「歐洲變型語法的拼音書寫是比較精確與科學的系統，而中文的『非語音』書寫是比較不精確不科學的落後系統」。 張君玫 這充份表現在中文改革百年來的兩方面追求，一是對於「拼音系統」的追求，二是對於所謂「精確文法」的追求。 實際上，在二十世紀初的全面西化與語文歐化的論述場域中，我們將發現，中國新文化論者無意間掌握了法國哲學家德希達所言，西方「在場形上學」的核心 ―― 邏各斯語音中心主義。
張君玫: 藝術
所以，關於怪物的存在，我認為在行動上很複雜的意義，因為他讓你不得不意識到你在日常生活當中習以為常的事物，其實是建立在某一些界線上面。 張君玫 當然，對某些人來說，「如何行動」這件事，連結到怪物可能是如何把它處理掉。 而是想要思考我們如何和怪物結盟，如何作為怪物來行動，這可能反而是我所親近的女性主義思想和社會學思考方式中重要的問題意識。
張君玫: 性別與種族、階級和文化的交織：後殖民女性主義
關於這個論爭的內涵與意義，已經超出本文的局限，無法在此詳述。 重點是，在翻譯的過程中，「字」與words之間在結構上的差異，也必然被突顯出來，而這個問題和「文法的翻譯」是分不開的。 比如，如何將歐式句法中的order of words改寫成中文的句法，「字字對譯」的可行性與後果為何，新名詞的翻譯應該採意譯還是音譯等問題，無不牽涉到「字」的結構。 要了解西方語音中主義和非西方語音中心主義之間的關連與差異，我認為，不妨將德希達對西方形上學的解構放入一個後殖民的脈絡中，而中文語言的百年改革正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論述場域。 反過來說，這也是從「解構西方文化」的角度去重新省視中國語文現代性的實踐，也將有助於我們理解中文語言改革所涉及的知識域運作。
張君玫: 性別研究單位
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的體質，一開始就包含了對「新」的敏感體察，以及對「舊」的批判繼承。 所謂的「古典社會學家」當中沒有一個是念社會學系畢業的，因為那時候並沒有這個學科。 學科建立之後的體制化卻可能漸漸削弱了社會學的批判力。 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本身就涉及了一種新的提問方式。 張君玫2025 在十九世紀中歐洲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和專業化分工社會到達某個危機的高點時，一群思想家開始認為有必要以一種新的方式來探問他們所身處的歷史環境。 他們意識到，既存的提問方式，無論是傳統的哲學和史學，以及十七世紀以後蓬勃發展的自然科學，包括生物學、心理學、物理學、化學等，都無法適切處理他們當下所面臨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