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治時期，港英政府往往只考慮短期的政治、經濟利益，不願對社會福利和勞工保障作出大刀闊斧的改革和投資，以便維持「行政吸納政治」的有效性。 情況猶如文首提及，雖然港府在「六七暴動」後推出多項福利政策，穩定民心，但同時亦要確保商界的利益不會被社會福利所削，故以公共援助計劃取代全民退休保障。 這種務實的管治權術，不單以菁英階層的利益作首要考量，更抑制了社會目標及價值的公共討論。
同時，世界銀行也提出結合不同的財務保障計劃（即三根支柱）概念，說明多元化計劃較單一方式更有效達成上述目標，並能確切為長者提供經濟保障。 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初期支持社會保險方案，後來在八十年代中改為支持中央公積金方案。 中央公積金的方案源自新加坡，是一由勞資雙方供款的個人專戶式的「指定供款」（defined contribution）式的「公積金」計劃，「中央」的意思是指計劃由政府或法定機構統一管理及經營。
全民退休保障正反: 长者生活津贴
當年，政府認為與中央公積金及退休保障制度相比，該計劃的優點有四：一、可即時為長者提供退休金；二、涵蓋範圍廣泛（低收入人士、退休人士、家庭主婦納入保障範圍）；三、可保證提供不受通脹影響的基本退休保障；及四、供款率較低。 隨後的2015年12月，扶貧委員會展開為期六個月的退休保障公眾參與活動，舉行五場諮詢會以徵求市民意見，由全港逾70個不同類別的民間團體組成的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聯席）表現活躍。 全民退休保障正反 聯繫早在2004年便提出一個全民養老金方案，隨後工聯會和公共專業聯盟分別提出免經濟審查、劃一發放保障金額的全民退保方案。
在歐洲推行社會保險制度的過程中，設立全民的社會保險制度是用來團結國民，增加國民的歸屬感和認同感的重要手段。 香港社會現在面對的撕裂與對立，正正是我們的社會福利及社會保障制度中過多強調誰是值得幫助，誰不值得幫助的想法。 全民退休保障正反 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有助於建立全港市民的歸屬感與團結，為解決現時香港社會及政治的撕裂局面，提供其中一個解決的出路。 相反，如年金不作資產計算，一位懂得數字遊戲的長者，即使有114萬資產，除了將之轉移給子女外，理論上仍可以用100萬購買年金計劃，保留14萬作資產，然後領取高額長者生活津貼。 在此制度下，「勤力儲蓄」、「忠忠直直」或是「捱足一世」的市民，總是「被懲罰」、「被拒諸門外」，「永無得益」。
全民退休保障正反: 全民退休保障计划
若只要能理性思考，政府內部有很多官員明白全民性供款性退休保障制度較現行的強積金及綜援制度優勝。 然而，在多次退休保障政策制訂過程中，政府出現的「突然轉軑」和「無疾而終」，並不是由於考量政策的保障效果、經濟可持續性為因素。 而是基於政治上的考慮，在商界的反對和壓力下，唯有採用權宜之計，不斷提出一些不理想的方案如強制性公積金來回應民間的訴求。 全民退休保障是一種中國香港社會福利制度，當市民到達退休年齡便能無條件地從政府取得固定金額，應付生活開支。 全民退休保障的原則是以稅收和工作人口的供款，為長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是解決人口老化的方案，但工作人口與退休人口的比例和社會的經濟增長率將影響制度的可行性。 反而，鑑於六十年代本港政局不穩，以及社會保險制度的潛在成本未明，港英政府最終只採納另一建議—1971年推出的「公共援助制度」，以公帑補助弱勢社群的基本生活需要（後來演變為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2016年6月20日，立法会退休保障事宜小组委员会举办公听会。 争取全民退休保障联席向立法会退休保障事宜小组委员会提交《争取全民退休保障联席退休保障民间咨询报告》[30]。 过去半年联席举行了 11 场民间咨询,共 2,100 人参与,涉及不同社区及阶层。 而在全民退保具体融资办法上，亦认同三方供款、转移部分强积金供款及征收“专款专项”累进利得税，在融资方案上亦已 有一定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人均壽命延長將令75歲或以上長者的比率由2016年的7.8%增至2066年的23.8%。 除了長者入院人數上升外，他們所患的疾病亦較為複雜，例如患上包括高血壓、中風、糖尿病、認知障礙症等慢性疾病的情況日趨普遍，這無疑為公營醫療系統構成更大的負擔。
全民退休保障正反: 公共年金計劃
而年金計劃的概念就是壽命較短的補貼壽命較長的參與者，從而去分擔風險。 [62]因此，若政府推行「強制年金計劃」，從以上推論，很大機會以較貧窮、壽命較短的參與者補貼較富有、壽命較長的參與者，最終就會出現「劫貧濟富」的現象。 申報制度令長者容易誤墮法網，而審查制度最終會令貧困及弱勢的長者不能受惠。
- 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扶貧委員會（委員會）於2013年5月委託香港大學榮休教授周永新領導的團隊，就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進行研究。
- 周永新當時回應指，林鄭月娥邀請他做研究之前已經有了自己的想法，只是希望研究符合這個預設，但他強調學術研究必須實事求是，而不是為政權溜鬚拍馬的工具。
- 而綜援開支只靠政府以「隨收隨支」模式支付的話，財政壓力也必然十分龐大。
- 上文節錄自第184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0月14日）《老年化不可逆 全民退保政府須履責》。
- 多年來，社會各界一直對全民退休保障態度正面，不同民間團體及政團多番要求政府盡快落實。
- 政府必須認真、慎重地考慮，給予全港65歲及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一種定期發放、不設審查的退休金，以確保踏入暮年的退休長者即使面對命運的刁難，亦能靠着社會提供的基礎保障，有尊嚴地安享晚年。
而政府以強制性公積金性質的「退休保障制度」來代替民間建議的中央公積金，實在是基於金融界的遊說，以及避開由政府管理基金的責任，亦服膺於港府的「積極不干預」的管理哲學。 政府的立場是拒絕為「中央公積金」計劃參與供款、管理營運及作財政保證。 人口老化本身嚴格來是不是一個社會問題，可是由於香港政府一直對這社會變化缺乏認真的準備，沒有制定長遠及完善的退休保障計劃，未能提供足夠的社區支援，醫療及長期護理服務，以致大批長者現時陷入貧窮的處境。 未來預計有愈來愈多的長者會成為貧窮長者，長者貧窮持續惡化才真正令人擔心。 審查：申請時需提交證明文件證明符合申請資格，若不符合資格即不能申請。 政府的扶貧式福利及相關審查制度令不少有需要的長者寧願每天生活在水深火熱中，也不願「搲爛臉」去申請政府福利。
全民退休保障正反: 把握最後黃金機會 落實全民退保
試驗計劃旨在通過提供財政誘因，讓長者選擇最切合他們需要的私營醫療服務，包括預防性護理服務，藉以輔助現有的公營醫療服務，例如普通科門診和專科門診診所。 全民退休保障正反2025 加強社區照顧服務，以確保長者盡可能於社區生活，減少不必要入住院舍。 現行的10%供款未能令計劃成員在退休之時累積足夠的強積金權益，特別是中、低收入人士。 若然僱員的薪金低於最低有關入息水平，供款比率就只有來自僱主的5%，他們能累積的強積金權益會更少；若然自僱人士的入息低於最低有關入息水平，更不用供款。 由於他們的整體工作年期較短，供款期數亦較少，到退休時可累積的強積金權益自然較少，未必能成為可依靠的退休保障支柱。
全民退休保障正反: 全民退休保障的分類
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在2014年的《施政報告》中宣布，委託安老事務委員會（安委會）籌劃「安老服務計劃方案」（「計劃方案」），安委會成立「安老服務計劃方案工作小組」（工作小組）於2016年10月至2017年2月舉行了全港性的公眾參與活動。 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的財政年度中，強積金總淨供款共487.21億港元，期內淨投資回報虧蝕509.9億港元，即打工仔供款不足以抵銷投資虧損，250多萬名僱員及自僱人士帳戶更平均虧蝕19,978港元。 以2016年消費物價指數為3%計算，強積金6種基金均跑輸通脹，僅債券基金回報錄得正增長1.2%；表現最差的是股票基金，回報為負13.5%；混合資產基金則錄得負6.7%；保守基金平手。 在強積金制度底下，僱員和僱主必須按最低及最高入息水平，每個月分別向僱員的強積金戶口注入僱員入息的5%或以上作為供款，自僱人士亦須以個人入息的5%或以上的金額作為供款。 在申請時申請人需已成為香港居民最少七年及在緊接申請日期前連續居港最少一年(在該年內如離港不超過56天，亦視為符合連續居港一年的規定)。
全民退休保障正反: 全民退休保障的邏輯與前路
由此可見，香港社會福利觀處於低度發展，不僅如此，治港精英總是教條理解資本主義，甚至冷漠到把意識形態作為不願作為的藉口。 千呼萬喚，特區政府終於上月就《2022年僱傭及退休計劃法例（抵銷安排）（修訂）條例草案》刊憲，以禁止僱主用強積金制度下僱主的強制性供款累算權益「對沖」僱員的遣散費或長服金。 《草案》有望在現屆政府任期完結之前通過，但預計最快也要到2025年才能全面落實。 為了減輕僱員的供款負擔，建議將僱員的強積金供款水平亦相應減少一半。
全民退休保障正反: 扶貧資訊網
在家庭支援方面，隨着子女數目的下降、時下青年人向上流動的機會相對較低，以及單身人士的人數和比例增加，長者日後從家人獲得的經濟支援可能會較少。 為了減輕長者和其家人的醫療負擔，以及加強健康推廣和基層醫療，政府由2017年7月1日起將長者醫療券計劃的受惠長者合資格年齡由70歲降低至65歲。 全民退休保障正反 繼續研究與支付能力相稱的共同付款安排、促進非政府機構營運自負盈虧服務的措施，以及長遠探討其他長期護理服務的財政安排。 加強重要持份者在福利、醫療和房屋界別間的合作，例如加強對離院長者的支援、繼續擴大醫療系統的外展服務的覆蓋範圍、加強醫院和社區服務機構之間的協調、改善社區的長者友善環境等。
全民退休保障正反: 民間團體或學者對全民長者入息保障的建議方案
有見及此，當局必須及早正視潛在的挑戰，未雨綢繆，拿出施政遠見和決心，還市民期盼以久的全民退休保障。 現時長者領取的綜援金金額偏低，以單人健全長者為例，每月可領取3,435元的標準金額 全民退休保障正反2025 (2017年價格)。 但是，根據樂施會於2014年進行的基本生活開支與貧窮線研究，一名健全長者要維持基本生活開支(不計算以特別津貼支付的開支)，每月預算約為4,613元 (2014年價格)[45]，即現時綜援的標準金額並不足以維持長者滿足基本生活需要。 香港老年貧窮問題惡化經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現時有三份一的長者生活於貧窮線之下。 另外，政府與市民會因供款的細節落實，例如如何管理，以及理念的實施而與學者及市民發生衝突。 疫情已然暴露出安老政策和退休保障的諸多結構性問題，特首林鄭月娥終於懂得說，待疫情過後需要重新檢視「如何讓年邁和已屆晚年的長者能在安全和健康的環境中生活，這值得全社會共同反思，以更好地照顧香港的長者」。
全民退休保障正反: 全民退休保障的背景
每月領取金額為3,585元 (由2019年2月1日起生效) 全民退休保障正反2025 因需要時間提升電腦系統以實施有關優化措施，預計高額長者生活津貼最早將於2018年5月1日實施。 深水埗區議會大會動議設立全民退休保障，最後獲大會一致通過「全面檢討長者福利政策及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全民退休保障正反: 安老按揭 (逆按揭) 計劃
立法會在2017年5月18日通過撥款條例草案，放寬原有長者生活津貼的資產限額及增設一層「高額長者生活津貼」(高生津)，政府表示高生津將於2018年年中正式推行。 香港退休保障制度，係參照2005年世界銀行提出的長者入息保障體系，即五條支柱結構，[1]描述香港現有及研擬中的退休保障制度。 周永新說，在港府看來，市民生老病死的需要首先靠市民自己解決，其次是子女、親戚或朋友，政府只會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伸出援手。 但該想法早已落伍，尤其近年世界局勢變化多端，香港產業結構單一、階級固化、向上流動機會停滯，單靠個人努力不能再出人頭地，政府扶持必不可少。 但獨居、貧窮且辛勞的黃婆婆並不是個別例子——儘管每年經政策介入後，貧窮長者人口驟降至18.8萬人，但政府的安老招數漏洞百出，離全民退保仍有漫漫長路。
全民退休保障正反: 拒減強積金供款 拒增利得稅 政府落實全民退保決心成疑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研究估計，香港長者貧窮率高達三成，現時三名長者中便有一名處於貧窮，反映長者貧窮的現象嚴重。 雖然強積金推行已久，但從近廿載的經驗和反響看來，計劃不但未能為全港市民提供老有所依的退休保障，更有不少為人詬病之處。 更重要的是，一如許多已發展經濟體，在生育率偏低和預期壽命延長之際，本港同樣面對人口急劇老化和家庭結構改變，使到退休保障的潛在挑戰已是今非昔比。 現時，港人的退休保障主要是依靠本世紀初才實施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下稱強積金）和個人儲蓄，政府扮演的角色並不吃重。 可是，回望其他國家的發展歷程，政府介入退休保障的理念其實早在十八世紀末就出現。 1795年，美國政治活動家潘恩（Thomas Paine）曾出版一本題為《土地公義》的小冊子，建議國家徵收遺產稅後，每年向50歲或以上的民眾分配10英鎊，以紓緩老年貧困的境況。
此外，除了行政費和投資回報存在很大的不穩定性外，家庭主婦和照顧者等沒有進入勞動市場的市民亦不受強積金制度的覆蓋。 全民退休保障正要讓這群默默為香港付出的無酬勞動者於晚年享有基本而穩定的收入。 長者生活津貼的資產上限可獲放寬，並追溯至2017年5月1日，即《2017年撥款條例草案》通過當月的首天起生效。 由2017年5月1日起，單身長者的資產上限由225,000元上調至329,000元，長者夫婦則由341,000元上調至499,000元。
即使在計算恆常現金的政策介入後，長者貧窮率仍達31.6%，顯示政府的「又審又查式」扶貧措施只會愈扶愈貧。 [3] 惟現在香港的退休保障制度並未包括「防貧」功效的全民退休保障，只依靠世界銀行退休保障制度中其餘四根支柱。 全民退休保障的理念在於通過全民參與，令社會上不同收入的市民也參與供款，落實計畫時，市民將須要付出部分收入，以解決未來人口老化、社會資源不足的問題。
全民退休保障正反: 退休保障
其次，由於供款率低只有10%，加上最高入息水平設定在2萬5千元，強積金需要長時間的積累才能產生保障退休生活的功效。 在現時全球化年代，國際金融市場風險極高，亦加大強積金的投資風險。 第四，強積金僱主供款的部份可以與僱主須支付的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對沖，令僱員退休時強積金大減。 有關跨部門工作小組對社會保險制度的建議着重制度的長遠成本負擔；指明社會保險是以個人的供款先行，不足時才由公帑補足。 從歷史的發展來看，有時候確是政府與民間未有共識，但更多時候是由於商界的強力反對及有意的拖延，使到政府缺乏足夠的決心去推行養老及退休制度的改革。 香港政府一直以漸進、充滿妥協的方法來推動有關退休保障政策的轉變，令現行養老及退休制度出現有不少的矛盾及漏洞。
全民退休保障正反: 全民退休保障
周永新表示，香港政治格局正在面臨巨大變化，政府的角色也要轉變，不可能再靠「躺平」就能獲得出路，近兩年將不得不思考政府與市民的關係、政府定位等重要問題。 全民退休保障正反2025 1966年至今，本港就設立全民退休保障的爭論不斷，但隨着人口老年化和家庭結構改變，退休安老的擔子亦會相對提高。 政府必須認真、慎重地考慮，給予全港65歲及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一種定期發放、不設審查的退休金，以確保踏入暮年的退休長者即使面對命運的刁難，亦能靠着社會提供的基礎保障，有尊嚴地安享晚年。
全民退休保障正反: 政府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
從1994年起，末代港督彭定康發表題為《生活有保障、晚年可安享——香港的老年退休金計劃》的諮詢文件，到2015年特區政府轄下諮詢機構扶貧委員會展開為期6個月的退休保障公眾參與活動，舉行五場諮詢會以徵求市民意見，但仍然未得出肯定答案。 除此之外，《香港01》曾多番申述，政府主辦中央操控的基金有其好處，但這套機制更適用於設立中央公積金計劃，才能為普羅小市民穩定投資回報、減低管理費用，避免血汗錢被私營金融機構所蠶食。 不過，要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終歸還須看特區政府有否意願和決心，扭轉承襲自英殖時期的管治思維。
二次大戰後，歐洲諸國為防止再度爆發戰爭，紛紛擁抱社會福利主義，向民眾提供生活的安全網，公營退休保障應運而生，惟本港相關的討論卻要等到六十年代才浮現。 1965年，殖民地政府發表《香港社會福利目標及政策白皮書》，認為貧窮是「個人問題」，故在照顧老年人口的問題上，理應跟隨華人傳統由家人負責。 可是，由於強制性供款的私營退休計劃不獲社會普遍支持，政府在進行公眾諮詢後決定不採納這項建議。 當時，政府表示強制性公積金模式的「退休保障制度」對非在職人士並無幫助，並指出私營退休計劃普遍存在的較高風險。 全民退休保障正反2025 不過，事實上當時不少僱員反對這模式的「退休保障制度」，並非有關供款問題，而是反對由公營部門管理的「中央公積金」模式改為由私營金融機構管理的「強制性公積金」模式。
全民退休保障正反: 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向立法會退休保障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交《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退休保障民間諮詢報告》[30]。 全民退休保障正反 過去半年聯席舉行了 11 場民間諮詢,共 2,100 人參與,涉及不同社區及階層。 而在全民退保具體融資辦法上，亦認同三方供款、轉移部份強積金供款及徵收「專款專項」累進利得稅，在融資方案上亦已 有一定共識。 雖然Gertrude Willams的意見沒有得到重視，但此後有關退休保障的倡議和討論，陸續擴大至民間。
兩年後，政府再推出「傷殘老弱津貼」，以不設經濟審查和供款的形式，向老人及殘疾人士提供現金津貼，自此便成了貧窮長者的主要社會保障制度。 由於香港長者入息保障制度的不足，綜援成為保障長者入息的重要機制。 2016年，香港領取綜援的長者佔長者人口約16%，而領取長者綜援的個案數目超過14萬宗。 現時政府用於65歲或以上的長者綜援開支為大約100億( 年度)。